读《那些忧伤的快活时光》:南国新闻生涯“点

南国新闻 2019-05-14 13:57:23 81

  身为羊城晚报副总编的龚志瑾,在退下来之后,寻找自己的位置,蓦然回首往事,梳理人生经历,思索报业生涯,以清新真实的笔触,饱含深情的语言,随意潇洒的情致,写下了散文集《那些忧伤的快活时光》。

  这本书,让龚志瑾了却了一个心愿:偿还亲情友情的“文债”,回顾同窗之间情谊的交往,当然更少不了记者走笔的痛苦与欢乐,正如作者在本书的题记所述:“到老年还不能忘的记忆,有点像太湖底下捡起的石头,洗去尘泥,上面附着岁月所冲击洗刷的浪痕。”

  这是一本散文集子,却弥漫着新闻情结。对散文的评论,是文学评论家的事;作为同行和学友,我只能说说他新闻作品的一点见解。其实,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,龚志瑾就已出版了新闻作品代表作《历史的倩影》,但在这本散文集中,还是选择了一批与散文写作风格相近的新闻作品,收录在“回望历史脚印”这一辑里。

  他说:“毕竟是搞新闻出身”,几十年来日日与之相伴、每时每刻都殚精竭虑的新闻“灵魂”,早已浸透在一生的血液中,无论如何是挥之不去的。

  这一辑的文字虽然接近散文文体,但都是新闻事件的实录。作为改革前沿的珠三角的新闻工作者,龚志瑾为改革开放的鼓与呼,倾注了极大的精力,显示其敏锐的思想力度和真挚的开放情感。一篇篇作品,虽仅一二千字的,却包含着背后的许多故事。

  《划过夜空的彗星——袁庚和他提出的信任投票》一文,是1984年广东媒体此类新闻的第一篇,在全国也是领先的。他曾经当过羊城晚报的深圳驻地记者,即便回到广州的报社编辑部后,还不断关注深圳的发展。听到蛇口朋友电话对他说:“工业区的领导班子明天要进行信任投票,袁庚要讲线年视察深圳时,袁庚就向总书记汇报过“信任投票”的想法,当场得到了赞扬:“好,很好嘛!”于是,袁庚1984年准备“冒险”:每半年对工业区领导班子进行一次信任投票,得不到半数票的要辞职。因为,袁庚深感干部总是怕上级而不怕下级,不怕群众,上司不喜欢当不成官,而下级和群众却撤不了他的职,他立志要改革这种“官不畏民而畏官”的陋习。袁庚常说:“我们要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‘山崖海角’作一个试验,哪怕试坏了,对于960万平方公里(的中国)也是九牛一毛,无碍大局。”他当时所说的“冒险”并非故作惊人之语,不要说改革开放的初期,就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,有多少地方能做到领导班子“信任投票”呢?

  龚志瑾全程报道了这次“信任投票”,作为一个特区发展的见证人而自豪。但是,历来不成文的规矩是:实际做是一回事,见诸报端又是一回事。报道好了,是分内之事;报道错了,吃不了让你兜着走。如此说来,志瑾的报道,又何尝不是一次“冒险”呢?

  报纸媒体支持改革开放的这种“冒险”,龚志瑾决非就此一遭。1987年,著名策划人、资深新闻人王志纲,写了一篇报道蛇口的长篇通讯《放眼向阳看世界——蛇口启示录》,原来北京某大报要隆重推出,并配评论,但在临发前被莫名其妙地抽掉了。当时身为羊城晚报经济部主任的龚志瑾与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,是同在改革前沿采访的好友,得悉这一情况后,立即在羊城晚报率先发表,并配以“编者按”,称赞这篇报道意义高远,振聋发聩。报道发出后,袁庚约王志纲交谈,说这篇报道,是多少年来报道蛇口的真正令人满意的一篇报道。

  作为一个人,这种“冒险”,如果没有支持改革开放的勇气,抛开患得患失个人小利的人能做到的吗?年龄稍长的新闻同行,对此中利弊得失,都会“心有灵犀”,毋庸赘言。然而,对志瑾而言,他领会了“改革开放思想要解放一点,胆子要大一点,步子要快一点”的真髓,并不把它看成是一句套话,在现实的岗位上身体力行,就很不容易了。

  《不放下手中的笔》的一文,可谓是作者的“自白”。他说:“作为一个记者,他的笔是永远也不应放下的。”接着又戏言:“生就是‘爬格子’的坯子,即使当了新闻官,每年也要动手写一批新闻作品。”的确,志瑾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,他写过《广州:面对挑战》《广州:坐不住了》《广州:再造新优势》等一系列“观察与思考”;率先报道了全国第一个摘下“人民公社”牌子的四川广汉县改革;韶山送“凡是”、迎“老包”出现的新面貌;筹建大亚湾核电站系列;深圳、珠海特区建立10周年的专稿;还写过《晚报经济报道探索》的论文等等。当然,除了这些“主旋律”外,志瑾也写了不少相对轻松的篇章,如《寻觅徽商遗风》《徽骆驼赞》《品味苏州食文化》等。志瑾走笔南粤山山水水,足迹遍布神州大地,真是走到哪里,写到那里。

  至今还有人撰文回忆他在大亚湾核电站采访的日子。国务院批准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后,他就和报社同人奔赴电站的选址大鹏湾麻岭角,在一片荒芜人烟的海滩上,采访相关领导和专家,写出了《广东核电序幕即将拉开》、《我们加速核电发展》等一系列报道。该文作者感叹:“从那个荒芜的海滩到展示中国核电发展辉煌成就的重要基地,羊城晚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关注的目光。”志瑾则回音说:“真是一路看着它成长起来,我们羊城晚报跟了它一路而来。”

  由此种种,我调侃他是一个“写出来的副总编”。他是从第一线当记者开始新闻生涯的,即使担当了领导职务,也以普通一兵自居,因此能写出许多有分量的作品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他还要从习惯的“吴侬软语”去学会陌生拗口的粤语,克服语言障碍要有多大的毅力!也许,时代发展了,看重写作的观念已经悖时了,但我还是认为,一个报业的领导人,除了创造事业的辉煌,培养人才脱颖而出,还应该有留世的新闻名篇。当然,写作是一种使命,是一种责任,但我以为更多的是一种爱好。唯有这种爱好,才会发挥出它的能量。众所公认的宋代大文豪苏轼,写了那么多诗词散文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写作的爱好。苏轼说:“某生平无快意事,惟作文章,意之所到,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,自谓世间乐事,无逾此者。”

  志瑾在书中一篇文章中说,他从小有两个梦,其中一个是“文学梦”。他分配到羊城晚报时,就想当一名“文学编辑”,从记者过渡当作家。但事不遂愿,却被分配当了经济记者,而且干了一辈子。几十年从事经济报道,他无怨无悔,欢乐与痛苦相伴,经过多年的磨练与钻研,终于在这个领域,成为一个行家里手,不仅写出了一批有影响、有分量的新闻,还策划了许多重点报道。1989年任羊城晚报副总编,1992年被评为高级记者,1993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可以说,“新闻梦”还是比较圆满,“文学梦”却顾不上了,或者说丢失了。

  得也,失也?其实,文学作为一种爱好,是可以补偿的;作为一个“梦”,在一年要出1000多部长篇小说的今天,这个“梦”不“圆”也罢;而作为脚踏实地的新闻生涯,虽有欢乐与痛苦,艰难跋涉,夜以继日,那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,一辈子所花出心血,在南粤的新闻史上是抹杀不了的,必定会留下一个“历史的倩影”!(成放)